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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路軍自己生產生活物資，還得打仗，這樣一來如何保證戰斗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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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后，國民政府每年拔給八路軍60萬元，當時發的是法幣，1法幣相當于1銀元，也就相當于60萬銀元，這樣，就解決了部隊軍費問題，不需要為吃穿而去發愁，八路軍的主要精力可以全部放在對日作戰上了。
國民政府拔給八路軍的軍費數目是根據國共雙方協議，三個師，4.5萬人計算的，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按月去軍需局領取，領取后一部分交給中央，一部分用作軍隊開資。雖然還是有點拮據，但如果精打細算尚可維持。
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，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，除八路軍上交的一部分外，還有海外華僑和后方進步人士的捐款，這兩部分加起來相當于邊區收入的70%，剩下的就是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，部隊在戰斗中繳獲的敵人物資及邊區人民的賦稅。
可國民政府的撥款是固定的，而八路軍是在戰斗中不斷壯大的，截止1940年中旬，八路軍已擁有50萬兵力，在1940年9月，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戰場上，對日寇和偽軍進行了為期三個多月的反掃蕩戰斗，投入兵力105個團，大小戰斗1824次，號稱“百團大戰”，這一方面打擊了日寇，彰顯了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決心，同時也暴露了共產黨軍隊的實力，讓國民黨反動派有所警覺，到了1941年“皖南事變”后，國民黨政府就完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費。
由于停發了軍費，海外華僑的捐款也因封鎖而停止了匯兌，再加上華北等地遇到了嚴重的自然災荒，中共中央，中央軍委發出了《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》，要求各部隊一面戰斗，一面生產，機關，學校也都加入生產自救之中，敵后軍民在頻繁的反“掃蕩”作戰中，勞武結合，生產中不忘備戰，戰斗結束后繼續生產，解放區抗日民主政府辦了許多自給工業，自制了機油，肥皂，土毛布等物資，開展了南泥灣，槐樹莊，大風川等地的大生產運動，自己動手，克服了困難。
實事求是的說，部隊搞生產對戰斗力的提升肯定是有損害的，但這也是不得以的辦法，好在有中央的正確領導，每個人都知面臨的困境，能夠正確對待，一切困難不僅渡過了，而且還在困難之中不斷發展壯大，為以后的解放戰爭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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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兵吃糧，當兵發餉，八路軍干部戰士的軍餉是多少呢？他們在抗戰初期并非自己種地和織布的，也吃過一段時間“皇糧”。
1937年紅軍正式改編成八路軍之前，國共雙方對于部隊的后勤保障問題是有協議的，規定八路軍每個月可通過“西安辦事處”向國民政府領取50萬元軍餉和5萬發子彈，但是陜甘寧邊區的機關、院校和留守部隊不在此列。
（陳嘉庚先生）
因此，八路軍總部只能將一多半軍餉分給邊區政府，其余的發給前方部隊，平均下來每個師每個月可領到4萬到6萬元（法幣），雖不富裕，勉強夠用。
國民黨部隊每個月領多少軍餉呢？黃埔系中央軍每個師每月可領25萬元，雜牌軍每個師每月可領16到18萬元，大約相差三分之一左右，按照每月給八路軍發放的總數來看，跟雜牌軍的待遇基本相同。不過國民黨當局也僅是抗戰初期認真執行了協議，慢慢就開始各種借口拖延推諉，被軍統特務暗殺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宣俠父，就經常為了催餉大鬧蔣鼎文的辦公室，當然，“西安行營”主任蔣鼎文后面肯定有人指使。
（蔣鼎文）
所以八路軍干部戰士的供給狀況也是分階段的，在第115師、第120師和第129師開赴山西戰場之初，還不需要進行生產來保證生活，可以脫產專心作戰。標準是從總司令到普通戰士，每人每月可以領到2至5元的津貼，作戰部隊每人每天1.5斤口糧（后方機關1.25斤）。
1938年12月又細化了標準，具體為正副師長和政委、正副旅長和政委每人5元/月；正副團長和政委、正副營長和教導員4元元/月；連長和指導員3元/月；正副排長2元/月、班長1.5元和戰士1元/月。
國民黨軍隊則有吃空餉和喝兵血的惡習，并且一名中將師長的月薪可達500元，即便是發對折的“國難餉”也有250元，等于八路軍50名師職干部的津貼，差距天大。
可是八路軍在華北發展較為迅速，至1938年底前方部隊已有15萬人，1939年底壯大到27萬人，仍然每個月的50萬元軍餉自然是杯水車薪了，這一時期八路軍的經費主要用來保障吃飯，各敵后根據地由于經濟情況不同，地方政府為部隊提供的后期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，山東軍區和冀中軍區較好，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由于地貧民脊，要困難一些。
（八路軍繳獲日軍大衣）
1939年冬，國民黨掀起第一次不合作高潮，閻錫山發動“十二月事變”，重慶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經費和彈藥補給，為了保證軍需供應，各根據地群眾作出了巨大犧牲，在糧食和被服等方面盡最大努力滿足部隊的基本需求，八路軍也將作戰中繳獲的日偽資財轉送延安，再通過去國統區采購的形式補充一些不足，山東軍區每年都要派部隊護送一些黃金前往邊區，因為招遠等地區有金礦，前些天有看過某抗日神劇，講述的就是這段歷史。
八路軍經濟最困難的是1942年初，前一年的“皖南事變”讓雙方徹底撕破臉，重慶政府徹底停發糧餉（之前迫于輿論壓力補發了），并且禁止生活物資流入邊區，同時日偽也加緊了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，而八路軍又發展到40萬人以上，種種因素疊加的結果，使部隊的后勤供應極度緊張。
在全力保障作戰部隊的前提下，后方機關和陜甘寧邊區就要餓肚子了，轟轟烈烈的“大生產運動”就是此時開展的，但總體來說，一線作戰部隊還不需要以生產為主，從而保持必要的戰備和戰斗力。
王震的359旅就是這一時期調回的陜甘寧邊區，一手拿槍保衛延安，一手拿鋤頭南泥灣墾荒。
（王震將軍在南泥灣）
此外，不能忘記的是各界人士、海外華僑對八路軍抗戰的支持，宋慶齡先生等社會知名人士從1937年起，就組織和籌措大批錢款、設備和藥品送往延安；而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海外華僑也捐贈了巨額資金，據不完全統計，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共收到捐款總額881萬元，平型關等戰役的慰勞款180萬元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八路軍的經濟困難，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。
馬來西亞十幾位華僑甚至捐獻了兩輛“雪佛蘭”救護車，不遠萬里送往西北，中華民族，血濃于水。
保存自己，消滅敵人是戰爭的最高原則。由于1942年，日偽的掃蕩封鎖，蔣頑的反共封鎖，華北及陜甘寧邊區等地遭遇大旱災等自然災害，根據地軍民遇到了極大困難，另外，國民政府撥付我軍很少的經費也被取消了。在此情況下，我黨實行了精兵簡政，減輕人民負擔；開展大生產運動，各黨政軍單位自力更生，開荒種地，生產自救。三五九旅的南泥灣大生產就是一很好的生產自救例子。同時，各根據地堅持開展敵后游擊戰、地雷戰、地道戰等打擊敵偽頑的戰斗，終于渡過了最苦的1942年，保存了自己，打擊了敵人，迎來了抗戰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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